“如果我們這種長期依靠外需的經濟再發展10年到20年，我們的經濟就會得‘日本病’。”日前，高盛(亞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一個演講中指出，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匯率制度是關鍵。
在宏觀調控以前，中國的收益率曲線在美國的收益率曲線上面。隨著美國加息，中國大量發行基礎貨幣，市場利率下降，中國的收益率曲線已經在美國收益率曲線下面，短端相差200基點，長端相差150基點。
對于收益率曲線的這種狀況，梁紅認為，這樣的政策作為短期的周期性政策，問題不大。但是如果作為長期的政策，就有問題了。
她說，中國的發展比美國快，投資回報率比美國高，因此風險更大，但是收益率曲線長期以來比美國低，這對經濟結構影響會非常大。
她指出，上世紀80年代之后“日本病”的發生就是因為他們當時采取了類似的政策。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減少升值的壓力，讓市場利率在美國利率之下，這引起了投資效率的低下和房地產的過熱。
她說，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是短期的，長期的效力值得懷疑。中長期的問題還是要用中長期的辦法來解決，所以不必要擔心匯率放開對真實經濟的影響。
梁紅對央行寬貨幣的政策評價頗高。去年經濟過熱的時候，內需對名義GDP的貢獻率是超過百分之百的，今年第一季度這個比例降到40%左右，今年第三季度這個指標則在慢慢回升，主要是總需求本身保持很高的增長，貿易順差的熱量逐漸傳導到內需上。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央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基礎貨幣增長速度比較快，央行對沖力度減弱。“如果不是央行的操作悄悄減弱的話，我想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宏觀經濟的信心會少一點。”她說。
她認為現在最讓人擔憂的就是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占GDP的比例過高。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人民幣本身就有升值的壓力，而且人民幣還跟著美元一起跌。“后果就是外匯儲備的瘋狂增長，去年主要是熱錢的進入，而今年則全是貿易項下的順差和FDI這些‘冷錢’。”
她認為，如果以爬行速度升值，會有很大的風險。因為這使中國經濟非常依靠外需，但是外需看上去很弱。現在大家最擔心的是油價，高油價會拖垮美國經濟。而中國經濟本來不依靠美國就可以很好地發展，如果美國不行的話，中國就會受很大的影響。她認為，價格機制是最基本的。“如果不把價格信號發出去，僅僅靠行政的手段，效率肯定是有的，但相對來講就差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