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宣布停招2006級碩士研究生的消息，最近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人由此對現行的研究生招生考試制度提出了批評和建議。加大復試權重是否必然導致腐敗？現行招生考試制度存在哪些問題？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賀衛方(以下簡稱賀)。
記者：宣布停招研究生后，有人對你表示敬意，也有人提出質疑。作為一名導師，
你難道無權拒絕自己不滿意的學生嗎？
賀：你知道，有時候學生很不容易考上來，你會于心不忍，感覺到自己是在“殺人”。每年報考我的研究生的人不少，可到最后，越是喜歡法律史的人知識結構越可能會發生偏差，越不能適應這樣的考試，最后失敗的人簡直是“尸橫遍野”。
記者：目前的招生考試制度是不是很難培養出學術人才？
賀：我覺得在目前的制度下，中等人才往往能夠成功。很差的人很難成功，特立獨行的人才也會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碩士生選拔考試總體趨勢是越來越強調統一化和格式化，比如一個專業的考試由教育部門來統一組織命題，用題庫的方式來避免教師的腐敗，最后的結果就是大學越來越沒有個性。
記者：是否真如很多人質疑的那樣，否定特長生的保研制度就是否定了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賀：這要看我們要追求什么樣的復合型人才。現在的特長生都是在文體領域里有一技之長者。如果說，一個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也能夠拉一手好的小提琴，或者在大學生運動會上表現得非常專業，這是我們要的復合型人才嗎？
如果說專業人才主要是指專業學術人才的話，復合型應當是指具有多學科的知識訓練或修養。例如，一個社會學家同時又有良好的法學素養，而不是指他教學和研究之余也能夠打一手好籃球。如果我們承認這樣的復合型人才的概念，那么特長生跟復合型之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記者：寬口徑人才的培養應該在什么階段進行，高中、大學本科還是研究生？
賀：我認為所謂寬口徑培養應當在高考階段而不是在研究生考試階段進行。我們的教育制度的一個怪現象是，學生在高中階段就開始人為地分文理科，課程各異，導致絕大多數人的基本知識結構失衡，視野狹窄。進入大學，又馬上陷入一個狹小的專業空間里，使得將來能夠成為綜合型大師的學術種子大多在中學階段就被扼殺了，少數幸存者也逃不過大學這一魔掌。可是，到了需要考查一個人專業素質的研究生考試時，我們卻偏偏要走什么寬口徑！真正是當博時約，當約時博。如此教育管理，還口口聲聲要辦世界一流大學，要培養大師級的學術人才，豈非白日做夢？
記者：高校自主權是個尷尬的話題。一方面，高校呼吁為了更好的發展，應該歸還自主權，可另一方面，公眾擔心還自主權于高校會加速腐敗。
賀：很多人都在擔心這個問題，認為擴大大學以及教授在招生方面的自主權會加劇腐敗。我們似乎面臨著一個走不出來的怪圈———不獨立，則制度必然不合理，我們就無從確保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獨立，則難保權力不濫用，腐敗不發生。
我認為，這是一個虛構的困境，獨立不僅僅意味著權力，更意味著責任，意味著招生決策跟特定學者之間的緊密關聯。正是因為這樣的關聯，使得決策本身必然是透明的，外部對于招生環節的監督就更加簡單了。
需要說明的是，我絕非主張在現階段就實行導師個人決策，我也反對以增加導師權力的名義過于加大復試的權重，因為方法、時間以及其他資源的限制，使得復試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現在要做的：一是要恢復從前的考試模式，因為那是在廣泛的知識考查和專業的積累判斷之間相當平衡的做法；二是整體反思現行的研究生考試制度；三是要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思考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上的一些問題，例如近年來研究生教育的“大躍進”，人事政策與制度上的偏向、官員選任制度的缺陷也難辭其咎。
記者：你說過，考試制度只有合理的，沒有完美的。現在的考試制度合理嗎？
賀：的確，沒有完美的考試制度，我也同意只能選擇相對合理的制度。但問題的關鍵是，哪種制度是相對合理的？由誰和依據怎樣的程序來判斷其中的合理性？
我堅持認為，現行的考試安排是相對不合理的，考試范圍太廣反而不利于真正的學術人才的選拔。仔細想一下六七個不同領域的教師如何在一起出一張考卷，就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困難。如果像兩年前那樣，考一張綜合卷和一張專業卷，專業卷的命題就由同一領域的學者共同協商確定。大家可以各自就自己擅長的方向領域命一道分析性的題，加在一起，就構成了對本門課程的一個綜合性考查。但是，當6門或7門課程的學者在一起組合一張考卷的時候，如果要全部出論述分析式題型的話，每一課程內究竟出怎樣的題目更能夠考查一個人對知識的總體把握，學者們要達成一致本身就不容易，更不必說同一張卷子涉及到的多門課程的不同學者之間還需要相互協調，例如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之間就有某些相互關聯甚至重合的內容，命題時需要相互照應。如此一來，協調成本必然加大。減少協調成本的惟一辦法是大家分別出小題、增大涵蓋面。此外，減輕判卷工作量的考慮也會使得客觀題以及簡答題的比重加大。
當一種考試是以考查某種教科書式的既有知識為主的時候，背誦功夫就比分析能力來得更關鍵了。雖然教科書有10多本，但是對于背功好的人來說，半年時間也完全可以達到八九不離十的程度。那些真正有積累、好思考的考生反而無處用力，因為那類死知識是無需費力作什么分析的。事已至此，所謂研究型人才也就只能托諸空言了。
就我的經驗而言，沒有哪種方式比要求考生調動其知識積累對于某個問題進行歷史的和邏輯的分析更有助于考查其學術潛質的了。回答過程中，基本知識的嫻熟，舉一反三的能力，層層剝筍般的透辟分析，字里行間洋溢著的人文精神，由于不再有教科書答案而帶來的更具個性化的語言，都讓教師有更大的可能性去發現可造之才，提高法學研究生的成才率，讓學術事業后繼有人。
所以，我的意見很明確，那就是報考法學碩士的考生，專業課方面，應該考兩門，一門是報考專業本身，另一門是涵蓋幾門相關學科的綜合卷。前者側重深度，后者側重廣度。事實上，這也是全國絕大多數法律院系的現行模式，也是北大法學院2003年及之前的模式。兩年前的貿然改變已經證明是不妥當的了，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改變———不是改革，而是回歸———的地步了。
我聽到一些說法，似乎教育行政部門有意識強化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所謂“一級學科特征”，那就是以“寬口徑”的名義，考查更廣泛的知識而不追求專門化，將來甚至會由有關部門組織統一命題和判卷。我深恐這樣的做法成為趨勢，更為這種做法對大學自治的直接危害而不安，于是就不平則鳴了。自己只是希望這樣的呼吁能夠引發我們對于研究生教育甚至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合理化改革，如果能夠對此略有推動，其收益想必要遠遠大于我個人少招一兩個研究生所帶來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