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部族叢生、石油財富的重新分配、軍事打擊毀掉的外國工程賠付等一系列棘手問題，將一并考驗后卡扎菲政權
財經國家周刊消息 8月22日上午，利比亞駐華大使館。卡扎菲時代的純綠色國旗被一位使館工作人員降下，隨即更換為代表反對派的紅黑綠三色旗。
前一天晚間，僵持6個月之久的利比亞局勢陡轉，反對派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成為繼突尼斯總統本 阿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之后，中東風波中倒臺的第三位強勢政治人物。
與此同時，巴林國王哈馬德、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也門總統薩利赫等其他中東政治強人，也在密切地關注這場劇變。
然而，無論是本 阿里、穆巴拉克，還是卡扎菲，其統治一旦突然完結，其身后的權力真空如何填補，政局如何平穩過渡，都是未來政權要面臨的考驗。對于利比亞，尤為特殊復雜的是，國內叢生的部族、石油財富的重新分配、軍事打擊毀掉的外國工程的賠付等一系列棘手問題，將一并考驗后卡扎菲政權。
未卜的過渡期
卡扎菲之后，“全國過渡委員會”(下稱“過渡委”)登上利比亞權力前臺。
過渡委以種族隔離結束后的南非作為利比亞過渡的樣板。并在英國顧問小組參與下，擬定了“后卡扎菲時代過渡方案”，規定過渡期為8個月，在此期間成立“基礎廣泛”的過渡政府，過渡期滿后，利比亞將產生民選的新政府。
有西方分析人士認為，過渡委定能夠完成8個月的平穩過渡，然后如期舉行大選。而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聰對本刊記者分析認為，過渡委主要以東部力量班加西政權為主，未能涵蓋利比亞的各派力量，因此，其代表性有限。
過渡委主要包括部落力量、含基地成員的伊斯蘭勢力、反卡扎菲的民主人士、伊德里斯國王王室力量以及軍人(班加西軍隊)等5股勢力，可謂派別林立。
王林聰認為，卡扎菲下臺后，班加西反對派內部裂痕分歧擴大，影響利比亞政治穩定的過渡。
一位與班加西政權高官有過接觸的歐洲知情人士向本刊記者透露，從卡扎菲政府叛逃至反對派班加西的高官，現在面臨著反對派的不信任。其中，反對派對過渡委主席阿卜杜勒 賈利勒質疑聲最大。“一定程度上，賈利勒已經被班加西政權架空。”該知情人對本刊記者說。
此前曾任卡扎菲內政部長、幾乎與賈利勒同時投奔班加西、任反政府軍總司令的尤尼斯疑似被班加西伊斯蘭勢力刺殺，暴露了反對派內部的裂痕。為吸取尤尼斯被刺教訓，賈利勒公開宣布，卡扎菲一倒臺，自己就放棄在新政府中的任職。
部落間的沖突是利比亞平穩過渡的另一個難題。利比亞部族勢力強大，國內存在幾百個部族，其中主要的有麥格拉、阿里 祖瓦亞、瓦法拉和卡達法。過渡委執行主席吉布利勒是東部部落代表，但此次立下奪取的黎波里頭功的西部反卡扎菲部落很難與其同心同德。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田文林對本刊記者分析認為，利比亞政權的過渡，更多的是政治經濟長期受壓制的東部部落，反抗卡扎菲為代表的政治經濟上享有特權的西部部落。而經過此次戰亂，部落間仇恨必定加深。而利比亞未來政治安排，不再完全是簡單的分權和多黨制，更多的是東部部落重新掌管政權壓制西部部落。
“短期看，卡扎菲所屬的安達卡部落，可能面臨被報復清洗，長遠看則淪為二流公民的地位，東部部落瓦法拉可能會重新在政治上占據利比亞政壇要位。”田文林對本刊記者說。
武器的擴散，也威脅著平穩過渡。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奧特曼認為，一個持久的安全隱患問題，是武器的擴散。這將削弱反對派對政局的控制。“流散的武器一部分被極端組織所掌握，另外通過地區貿易或盜竊，流失到其他部落。”他說。
由此看來，8個月的過渡期局面不容樂觀，一旦失控，有可能陷入部落仇殺、宗教勢力中的基地分子也有可能借機做大的無政府狀態，這對后卡扎菲政權，著實是一個挑戰。“由此看，卡扎菲強人統治的結束，并不等于民主時代的自動降臨。”田文林說。
突尼斯與埃及曾一度展現民主轉型氛圍，但是近期事態又現變故。在埃及，對前總統穆巴拉克進行的牢籠審判引了爭議，導致社會分歧加劇，反而不利于政治和解的達成，以及埃及未來社會的穩定。
中東地區出現強人政治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一些國家國內教派、部族等群體影響大，而壓制教派或部族意識的抬頭，需要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人。阿拉伯世界在二戰后，成為西方大國爭奪的對象，因此也希望有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其克服困難。
“中東的政治轉型，就像是在攤一張烙餅，翻來覆去、不斷循環。出現過西式民主分權制統治，但是這種統治非常孱弱，弊端多，因此被政治強人取代；經過時間的過渡，強人政治弊端暴露充分，再次出現分權制，隨著分權弊端充分暴露，那時則又是強人政治出現的時間。”田文林說。
“只要生產關系不進行根本的改革，財富被少數人占有的現狀得不到改變，利比亞、埃及等中東國家的問題就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田文林認為。
利益再分配
反對派攻入的黎波里后，敏銳的國際市場便做出了反應：油價在全球經濟放緩預期而下跌的基礎上，再次走低。
利比亞是全球第12大產油國，石油產量占世界石油消費的1.8%，占OPEC產量的6%。考慮到利比亞石油世界占比小，分析人士認為，石油復產并不足以影響世界油價長期走勢。另外，“今年利比亞復產將十分有限，因此對價格的影響也應比較有限。”中金公司發布的報告認為。
但是，石油出口在利比亞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耗時6個月的戰爭，給利比亞的經濟帶來重大挫傷。石油產量大幅度下降。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戰爭期間，利比亞原油產量僅有6萬桶/天，比戰前損失了150多萬桶/天。
“利比亞不會馬上恢復石油生產。需要2~3年。”王林聰認為。
石油咨詢公司Wood Mackenzie發布的報告稱其原油出口恢復至危機前水平需要3年時間。理由是，利比亞反對派所在的東部石油設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卡扎菲的軍隊對其包括輸油管道在內的石油設施進行了打擊。另外，在利比亞，多數油田的生產都十分依賴海外石油公司。而海外石油公司往往在確定利比亞政局穩定后，才會逐漸回到利比亞，同時要與新政府簽訂新的協議，現存的協議預計也要重新談判簽署。
一個技術上的因素也會拖延復產時間。“利比亞原油本身含石蠟成分較多，長達半年之久的停產，使得石蠟逐漸沉淀到油田油管中，導致油管部分堵塞。反對派需要對油田進行‘洗蠟’，才能恢復生產。”中金公司分析師認為，預計在較樂觀情形下利比亞在2012年產量有望恢復至90萬桶/天，而完全恢復至戰前水平需要更長時間。
3個月前叛逃的前石油部長加尼姆也認為，由于石油設施的毀壞和劫掠，利比亞不可能立刻開始恢復生產，但可在3~4個月內將產量提高到40萬桶/日，而恢復至以往水平則需兩年時間。
然而，也有樂觀人士估計，利比亞石油復產時間要比預期早得多。位于紐約的能源貿易對沖基金Again Capital石油專家約翰 吉爾杜夫認為，無論是卡扎菲還是反對派，基于石油經濟效益的考慮，在戰爭中都有意識地維護石油設施。因此，利比亞主要的石油管道以及基礎設施都是良好的，石油生產將很快恢復。
利比亞石油到底何時復產的爭論還未完，圍繞利比亞石油財富重新分配的戰斗，已悄悄打響。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85%的利比亞原油出口給歐洲煉油廠，其輕質低硫油對于歐洲意義重大。2010年，利比亞超過30%原油供應給意大利、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因此歐洲對其復產的需求最為迫切。意大利外長Franco Frattini近日向意大利電視臺表示，意大利政府門下的埃尼(Eni)石油公司，現在已經在利比亞東部準備石油的復產。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等均在積極尋求恢復和擴展在利比亞的業務。
與此同時，過渡委主席賈利勒日前承諾，反對派將依據各國在沖突中給予反對派的支持進行“回報”。利比亞反對派控制的石油公司發言人日前表示，曾對過渡委采取敵對立場的國家，今后將難以獲得新的勘探特許權，這些國家包括印度、中國和俄羅斯。
上文提及的歐洲知情人向記者透露，利比亞最大石油公司——阿拉伯海灣石油公司高層對中、俄在今年聯合國武力制裁利比亞決議時所持的立場不滿。然而，部分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沒有必要過于看重這樣的言論。
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對本刊記者分析認為，主張與中、俄、巴西等國合作的反對派官員其實數量更多。
進駐黎波里之后，利比亞反對派主管重建工作的官員艾哈邁德 杰哈尼已經表態，新政權將遵守卡扎菲政府簽署的石油、工程承包等協議，聲稱合同“絕對神圣不可侵犯”，包括與中國公司簽署的協議。反對派駐英國代表格馬提也立即就此新聞回應說：“將遵守卡扎菲時代簽署的商業合同，致力于與那些同卡扎菲合作的人和解，而不是報復。”另外，利比亞政府軍和反對派鏖戰方酣之時，反對派政權就和卡扎菲一樣都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搞好對華關系。如反對派政權派遣兵力守衛中國公司承建工程，向中國出口其第一船原油。
“即使報復，中國也損失不了多少，最多就是短期內拿不到新合同而已。而且在經濟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利比亞對中國的依賴性都高于中國對其依賴性。”梅新育說。
數據顯示，利比亞11%的原油出口中國，但其在中國歷年進口石油來源中最多僅占2%~3%；2010年中國與利比亞貿易額65.76億美元；2009年中國在利比亞新簽工程承包合同金額58.40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9.13億美元，在當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金額中占4.6%，在完成營業額中占2.5%；
2009年年末中國在利比亞直接投資存量4269萬美元，占當年末中國官方統計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0.02%，在非洲各國中國直接投資存量中排名第31位，而且大多數是承包工程的項目公司。
海外索賠糾結
此外，雖然有分析人事認為，利比亞資源豐富，其償債能力不成問題，但后卡扎菲政權仍要面臨各種海外索賠糾結，影響其與有關國家的關系。
按照商務部的數據，中國在利比亞承包的大型項目一共有50個，涉及合同金額188億美元。有媒體報道，此次利比亞戰爭中，中國企業的損失，遠高出官方公布的數據。
上文提及的知情人向本刊記者透露，中國許多基建工程，包括交通、碼頭等工程的資金、不少是中國企業預先墊付的，而非業主先期投資的。這些在戰爭中被毀壞的工程，是利比亞當地業主追加投資，還是由利比亞政府賠償？這是利比亞新政府成立后，中國要與之商討的一個比較棘手問題。
他透露，班加西臨時政府官員表達過這樣的想法，即石油復產后得到的資金，以及卡扎菲海外解凍的資金，賠償給中國在利比亞受損企業的可能性極低。
梅新育認為，利比亞6個月的戰爭只是造成了中資企業資金周轉問題。
他認為，中國在利比亞直接投資甚少，中國公司在利比亞的項目大部分是承包工程。商務發言人姚堅所說的188億美元指的是合同金額，而不是已經實現的損失；絕大多數是承包大型工程項目的合同金額，而不是直接投資。 “合同金額不等于面臨受損風險的資產金額。直接投資遭遇政治性風險后有可能損失的是已經投入的資產，而不是直接投資合同的全部投資金額。假如某家中國公司在戰前與利比亞有關企業和政府部門簽署了1億美元的直接投資合同，但未及實施就因爆發戰亂而暫停實際投資行動，那么，盡管這1億美元合同金額要納入188億美元范疇，但這家中國投資公司實際上并無任何實際資產損失的風險。”梅新育說。
同樣，承包工程遭遇政治性風險后可能的損失包括應收工程款成為壞賬、留在工地的裝備損失、已建成工程受損壞，等等，不等于工程合同的總金額。“假設一家中國工程公司與利比亞政府簽署了2億美元的安居房建設合同，工程款分期支付，項目已經全部建成驗收合格，利比亞政府已經支付了以前幾期款項，剩余最后一期2000萬美元尾款待付，那么，盡管這2億美元合同金額也要納入姚堅所說的188億美元范疇，但這家工程中國公司實際可能的損失就是尚未支付的2000萬美元尾款。”梅新育又打了一個比方。
梅新育認為，根據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承包工程項目的特點，應收工程款徹底淪為壞賬的風險較低。假如承包工程的發包方是私人企業，那么，一旦私人企業在戰亂中垮臺倒閉，業主死亡，已建好工程的應收賬款就只能淪為壞賬了，最好結果也不過是承建公司被動地成為業主。但是，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承建的多數是住宅、道路、灌溉渠道等民生工程，發包方是利比亞政府。這樣，戰亂過后，不管最終結果如何，甚至利比亞分裂，繼承的政權都有償還這筆債務的國際義務，因為這是國際慣例。
目前，已有中資企業在利比亞重新開始業務，比如班加西的通信很大程度上由華為和中興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