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吃驚：
“Really? You can do it?”
如今，海內外科學界廣泛認為，在中國科學院，蒲慕明領導的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是中國科學界一個令人矚目的典范。
蒲慕明面對本報記者采訪，回顧自己帶領研究所走過的10年歷程，和盤托出的問題之一是：我目前對神經科學研究所最大的擔憂，就是對學生的教育不夠扎實，如何教育他們踏實做事，不走所謂的“捷徑”，不急功近利，培養優秀的品格。我現在常常與學生交談的，就是嚴謹、誠信問題。
“在研究所初期的幾年里，我們的人才招聘速度和進展都比較慢，主要精力用于扎實工作、出成果、出文章。我們作出一些成績之后，國外同行吃驚的成分大于贊賞的成分。其實我內心里很明白，我們的工作沒有比他們做得好多少，但是他們就是不相信我們能作出這樣的成就。當然，他們也看到了中國的巨大潛力，看到了中國在未來科學發展之路上是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美國同行對我回國這10年的工作評價很高，也很羨慕我在中國開展的工作，最初往往還會吃驚地問我：‘Really? You can do it?’因為我除了能做出他們能做的科研工作，我還能做他們不太可能做得了的事情——架設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探索并推行科研機構的改革——這實在是件很有意義、很值得竭盡全力去認真做的大事。”蒲慕明笑道，“我非常幸運能有機會將我的部分‘才干’，投入自己科研工作以外的工作。我在上海的工作機會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如果不是發生在上海，也可能發生在臺北或香港，這些地方都是我所熟悉的，我能更好發揮自己的潛力。”
蒲慕明鞭辟入里地分析：現在美國的科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科學中心依然在美國，但他們對中國懷有濃厚的興趣，他們看到中國學生的優秀潛質，他們認為中國有很好的學生，能出很好的成果。但是他們并不認為，中國也有能力引領一個學科或者領域的發展。現在年輕的中國科學家還沒有達到這種層次。第二種觀點認為，將來世界科學發展的重心有可能轉移到亞洲，而中國又是亞洲的重心之一，所以，能與中國的科研機構早日合作，到中國的科研機構做事，實在是一件具備戰略眼光的事情。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的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沃森認為，將來的科學中心將會轉移到亞洲，沃森走過了亞洲的中、日等幾個國家后，最后決定在中國的蘇州建立亞洲冷泉港會議中心，因為中國是亞洲的中心。
蒲慕明對本報記者披露：不久前，沃森又提出建議，希望冷泉港實驗室與上海神經研究所建立姐妹關系，開展緊密科學合作。
面對神經研究所的崛起，蒲慕明的態度依舊謙虛而清醒。他對本報記者說，要想成為國際一流的科研所，必須具備3個條件：
“第一，要能在幾個神經科學的重要領域持續地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并能引起國際同行的注意。”蒲慕明認為，神經科學所已初步具備了第一個條件。
“第二，多數研究組組長在他的研究領域具有一定的國際聲譽。國際同行談起這個領域的工作時，都能想到他這個人。”蒲慕明特別強調，是否能夠由重要的國際會議邀請作報告是個重要的標志。僅提交會議論文并不能算是有國際影響，關鍵是國際最重要的會議能邀請你去作大會報告，這才表明你工作的重要性。
蒲慕明也承認，第二個條件現在神經研究所暫時還不具備。“在我們的二十幾個研究組中，也就只有一、兩個組長曾被國際重要學術會議邀請作報告。如果我們有1/3的研究組長能常常被重要的國際會議邀請，才算是具備了第二個條件。”
“第三，也是最難的一個條件，就是研究所要能在某些研究領域中，出現作出具有開創性工作的人物。他的工作不但是領域里做得最好的，而且還必須能開創出新的研究領域，或者有非常重大的突破性的發現。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師級的人物，我們若能培養出像這樣的領袖人物，就是真正成功了。”
飛人所長：
“我現在的工作是服務”
無論身在美國還是在中國，蒲慕明每周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基本上都沒有休假。10年來，蒲慕明平均每月來國內工作一周，人稱“飛人所長”。
即便是在美國的時間里，蒲慕明同樣也牽掛著神經研究所。黨委書記王燕介紹說，蒲先生通常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差”，及時處理研究所事務和回復發給他的電子郵件，有時甚至工作到凌晨一兩點。
蒲慕明對工作殫精竭慮，身體狀況也就并非十分理想。2005年，王燕和神經研究所的幾位同事湊了8000元錢，購置了一臺跑步機，放在蒲慕明的辦公室里，但幾個月過去，卻從來也不見蒲慕明使用。王燕著急了故意拿話激他：“蒲先生，您怎么就這么懶啊?跑步機都買了有這么一些日子，我們怎么也沒見到您運動一下啊!”蒲慕明的回答是：“樓下就是電生理實驗室，他們需要安靜。”
后來，蒲慕明希望把跑步機送給學生會。但他的一位學生卻對王燕說：“蒲先生的跑步機不能動，等我們的新大樓落成之后，一定要給他找個地方，專門放這臺跑步機。”
神經研究所的很多業余活動，蒲慕明慷慨地掏自己腰包，而不用研究所的錢開銷。僅以2009年神經所組織，包括上海生命科學院其他研究所學生參加的科學夏令營為例，組織了十幾位學生去四川，蒲慕明用自己在美國領取的工資，支付了其中3萬元學生的機票錢, 王燕則是負擔了學生們的生活開銷。迄今為止的10年里，盡管蒲慕明一身同時跨兩邊工作，領取的卻只有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工資，而在神經研究所的工作，他只是領取旅差費和生活補貼。
神經研究所的許多學生說，雖然我們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們卻不會過像蒲先生那樣的生活——在學生和大多數人看來，那的確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蒲慕明這樣一位科學大家，每天的飲食生活卻簡單到了極點。
只要是身在上海，幾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會從岳陽路的一個小超市里出現，很快就買回兩三個菜包子。
午飯要么是食堂里的盒飯，要么依舊是菜包子。在蒲慕明辦公室的冰箱里，總是會冷藏好幾個菜包子，餓了他就用微波爐熱一熱再吃。
蒲慕明的晚飯，一般是從6點半開始，最常見的“食譜”，是神經研究所附近快餐館里的一碗面條。一個小時后，他準時回來繼續上班。而如果他的太太剛好也在上海——這是一位在美國當生物學教授，但卻同樣在為神經研究所“做義工”的華裔——則會與蒲慕明相伴，出雙入對地吃這一頓“正餐”。
“他們夫妻倆堪稱是一對絕配，不僅對工作是同樣的認真和投入，甚至他們倆的性格也十分相似。”有一位充滿欽佩之情的知情者，這樣描述、評價蒲慕明和他的太太。
“也許今后我會全時回來工作，但我認為，即便我‘全時’回國了，和現在的工作基本上也不會有太大差別。”蒲慕明對本報記者坦陳，“我還有許多國際科學界的事情要做。”
蒲慕明兼任很多國際科研單位的學術顧問，同時擔任著許多學術刊物編委的職務，“現在我為國際科學界的服務工作，要遠大于我自己實驗室的科研。”的確，對蒲慕明而言，自己的科研工作已經不是重心，雖然他的實驗室仍不斷有論文發表。他到國內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多。他最近每次回國的時間已達十余天，日程表里總都是排得滿滿當當。
3年前，蒲慕明在美國的學生(包括博士后)有20多人，現在只剩下5個人，“今年起我在美國已再沒有研究生了。在美國這是很小的一個組”。
“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服務。當然，這樣的服務對我個人而言，不可能帶來別的什么‘好處’，即便我做再多這樣的服務，也不可能幫助我自己獲得更大科學成果。”蒲慕明笑著說，“我只是希望真的能在中國創造一個環境，使許多中國神經科學的學者能在此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2009年11月27日，神經科學研究所迎來了10歲的生日，但并沒有舉行任何慶祝儀式。在神經科學研究所的網站上，出現了不足300字的一段簡潔文字：我們的宗旨，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研究所的機制，提供一個有助于嚴謹科研工作，高效科研產出，良性科研合作的環境，實現以業績為準的激勵和資助評估系統，以及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高質量的專業訓練。
這段簡潔的文字，顯然是出自蒲慕明的手筆。就像是他在為神經科學研究所、也為本人作的一幅素描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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